女大學生“騙了”騙子3100元，“以惡制惡”行得通嗎？

女大學生“騙了”騙子3100元，真正的亮點不在騙子上當，而在于選擇了正確的維權道路，這也是給所有人上的重要一課。

湖南農業大學大三學生江儀(化名)近日收到一個陌生來電，對方聲稱是銀聯總行的工作人員，告知她的銀聯賬戶已欠了數萬元，要求她點開網絡鏈接立即轉賬到一個銀行賬戶上。對方為博得信任，先行給她的支付寶轉了3100元，要她將剩余部分一起轉入到對方賬戶。江儀懷疑是電信詐騙，一邊穩住對方，一邊往銀行趕。對方一聽江儀不轉錢過來，急紅了眼，威脅要告她讓她坐牢。在銀行，工作人員表揚了江儀，告訴她騙子是沒辦法讓她坐牢的。

老實說，江儀的機智做法，頗有點“以惡制惡”的味道。有人說，電信詐騙是一種惡，“騙”騙子也是一種惡，而騙子也據此恐嚇江儀。的確，兩者似乎都符合法律對詐騙行為的定義，即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一定數額的公私財物。其實不然，從本質上看，江儀“騙”騙子與電信詐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種“私力救濟”行為，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為了制止和對抗違法犯罪行為，保護自己的財產權益不受侵犯，而后者的目的則是非法占有，不當占有他人的財物。由此決定了，前者是合法行為，后者只能歸入違法之列。

當然，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之間，也不是沒有轉化的可能。君子愛財，理應取之有道。倘若江儀“得手”之后，不是選擇報警、聯系銀行等職能部門，而是將騙來的金錢據為己有，那么就有退還違法所得的法律義務，而有關部門也可以將這筆“收入”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更加麻煩的是，因為這筆“不義之財”，恐怕難以說明，江儀“騙”騙子的目的是“私力救濟”，而一旦定性“非法占有”，更會淪為“以黑吃黑”的違法行為，需要受到法律制裁。

面對囂張猖獗的違法犯罪行為，發揮自身聰明才智來私力救濟，固然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來講，比“以惡制惡”更管用的，還是“依法制惡”。像江儀這樣，“騙”了騙子后，迅速從私力救濟轉向公力救濟，不僅與違法犯罪劃清了是非界限，更有助于警方等部門順藤摸瓜，共同揪出不法分子或犯罪集團，如此做法，才是“依法制惡”的終南捷徑。

與犯罪分子斗爭，不是單純智商比拼的娛樂游戲。令人尤其不安的是，如今在各類社交平臺上，不乏“如何把騙子氣哭”等所謂攻略，防騙“段子化”“娛樂化”，既降低了人們對騙術的警惕性，也影響了有關部門依法規制。女大學生“騙了”騙子3100元，真正的亮點不在騙子上當，而在于選擇了正確的維權道路，這也是給所有人上的重要一課。(柳宇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