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經濟新動能“藏”在哪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動能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正在進一步顯現。后疫情時代，經濟新動能藏在哪?將如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面對眾多熱議話題，從內需拉動到科技引領，再到金融支持，眾多大咖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內需拉動

“土地出讓金撬動鄉村振興”

今年前三季度，經濟運行總體上處于疫后恢復階段，結構不斷優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823131億元，同比增長9.8%，兩年平均增長5.2%。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2.7%，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23%，貿易結構持續改善。但從內循環來看，今年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長3.9%，民間投資兩年平均增長3.7%，PPI向CPI傳導也存在阻滯情況。

在11月30日的2021年搜狐財經峰會上，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鄭新立認為，內循環不暢主要因為存在兩個明顯的堵點：即消費需求不足和城鄉市場分割。“由于農村缺乏投資機會，農村的金融機構一般都是存差、城市的金融機構通常都是貸差，巨額資金從農村流向城市。2020年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高達8.4萬億元，不是一個小數，這些土地出讓金收入本質上是農村集體土地價值的轉移。”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6月4日，財政部發布《關于將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礦產資源專項收入、海域使用金、無居民海島使用金四項政府非稅收入劃轉稅務部門征收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省市結合本地實際，提高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農業農村的比例。

鄭新立認為，要把土地出讓金收入轉變為撬動鄉村振興的杠桿。“中央要求逐步把土地出讓金拿出來搞鄉村振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我們要通過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市場，建立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入市制度，讓土地出讓金、土地收益轉變為撬動鄉村振興的杠桿，就是從這兩方面打通任督二脈，我們的經濟也就活了。”鄭新立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此外，鄭新立建議，應該適當地提高M2(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為經濟增長注入活力，建議近期M2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1.5倍左右。

“財政杠桿是管結構的，就是管長遠的，短期的總供求靠誰呢?靠貨幣杠桿，貨幣供應速度下來了，其他任何杠桿都沒有辦法發揮作用。一般來講M2速度上去，半年以后貸款投資就會上去，緊接著經濟增長就會上去。提高M2的增長速度從需求上適度地擴大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這是整個問題的關鍵。”鄭新立談道。

科技引領

“集成創新轉向原始創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的關鍵變量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看來，新形勢就是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向縱深演進。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各國競爭力的消長和全球的競爭格局，科技創新也正在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在科技創新的路徑選擇上，應該怎么走?“過去我們科技比較長的時間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后來我們提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意味著你的源頭在海外，但是發展到今天，我們在很多領域已經進入到前沿地帶了，而且面臨國際競爭、大國博弈，所以我們的科技創新一定要調整路徑。”王一鳴認為。

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占R&D(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比重為6%。發達國家普遍在20%左右，甚至達到25%。

在此背景下，王一鳴認為，我國需從集成創新轉向原始創新，加強基礎研究。“十四五”規劃提出基礎研究占R&D比重從6%提高到8%。同時，要選擇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建構局部優勢，可以形成局部非對稱的反制能力。建構局部的優勢，從終端產品的創新轉向中間品的創新，終端產品已經有國際競爭力了，但是一些關鍵的原材料、零部件、基礎軟件等，仍需要中間品的創新。

“中間品技術迭代更快，專業化程度更高，有很多隱性機制，需要長期的技術積累。技術優勢一旦形成，你很難超越，所以這個需要慢功夫，急不得。我們通過產業基礎再造，來發揮龍頭企業作用，帶領中小企業產業鏈整體來努力，需要長期的積累來突破中間品的關鍵技術。”王一鳴談道。

不僅是基礎科研領域，制度創新對于中國來說也至關重要。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院長薛瀾認為，營造新的創新治理發展環境，首先要認識到創新系統的演變。到了今天，新的范式是創新生態系統，不僅僅是創新系統本身，包括用戶和社會對創新價值的認識也都納入到這個體系。

宏觀來看，薛瀾認為，首先要促進創新和合理規制的有機協調，“我們要進一步激勵企業研發，合理規制新興領域的發展，像國家科技倫理體制的建立、法律法規對個人信息保護等，這些會促進行業合理健康發展。如果我們沒有這種監管，出了問題之后再強力打壓的話，可能反而對產業發展是不利的，所以我們特別強調敏捷治理，希望能夠比較合理地，同時迅速地鼓勵這些行業的發展”。

金融支持

“發明成果變為流動財富”

創新科技的發展將帶動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而制造業作為國家經濟命脈所系，在驅動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疫情背景下，制造企業的生產經營面臨新挑戰，金融支持的必要性進一步凸顯。

金融支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取得很大成效。制造業貸款增速明顯提升，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大幅增加。多層次資本市場助力提高制造業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為制造業實施創新驅動起到了有力支撐作用。但在推動金融與制造業協同發展中，仍面臨不少困難。

“制造業企業和項目信息缺乏有效整合與溝通，銀企對接與互信的成本較高。從制造業角度看金融，總認為銀行只是錦上添花，雪中送炭少;而從金融角度看制造業，則認為企業市場競爭力不強，經營績效較差，內部管理與誠信水平較弱。如何全面分析問題，達成共識，有效對接供給與需求，已成為推動金融與制造業協同發展的當務之急。”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認為。

此外，供求不匹配、能力不適應等問題也普遍存在。疏通金融服務制造業的堵點，增強金融創新能力頗為必要。肖鋼建議，要發揮各類金融機構的差異化優勢，推動大型銀行設立先進制造業融資事業部，發展制造業融資租賃業務，支持制造業設備更新改造和產品銷售。

同時，進一步發展供應鏈金融，在產業集群較好的地方試行“供應鏈金融鏈長制”，由金融機構負責人任鏈長，緩解產業鏈企業融資難，降低成本，防范風險;研究擴大知識產權證券化，建立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體系、監管標準、風險分擔機制，地方財政逐步建立知識產權融資風險補償基金，擴大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增信陣營，使知識產權真正成為一種可以估值、定價和流通的生產要素和資產，將發明成果變成可流動的貨幣財富。(陶鳳 王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