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的多米諾，混合辦公的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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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局容易，破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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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嘉榮

編輯｜伊頁

“遠程辦公有利于家庭和諧、女性職業發展和提升生育率”，這話從一直致力于鼓勵生育的梁建章口中說出來并不足為奇。

真正出人意料的是，這次來真的了。

2月14日，攜程集團宣布將在全公司推行混合辦公制度。3月1日開始，每周三、周五，公司各事業部、職能部門可根據實際管理需求，實行或逐步推行1-2天的混合辦公，即每周有1-2天，符合條件的員工可自行選擇辦公地點，既可以是家里，也可以是咖啡廳或者度假酒店等。

盡管疫情的影響讓遠程辦工成為常態，但攜程將成為國內首家正式推行混合辦公制度的公司。

隨后有攜程員工在社交平臺透露經自己所在部門高層討論后，通知暫不執行，“未來市場環境好了之后會逐步放開，產研部門實行該辦公模式，員工申請需要提前兩天。”

在多數互聯網大廠“996”成默契的時代，攜程反其道行之的確似一股清流。“混合辦公”并非新鮮事，國外早有試水，但此前國內還暫未有大廠正式推行，究竟是不如攜程勇敢，還是辦公模式的改革并非易事？

目前攜程成了國內“吃螃蟹”的第一廠，但從員工透露不少部門討論后決定暫不執行可以看出，這個“螃蟹”要想吃下去恐怕沒那么簡單。

PART.

01

“催生辦主任”的多米諾骨牌

相比攜程聯合創始人，或許“人口學家”的身份更適合梁建章。

創業者的性格通常在其職業道路上可一窺究竟，反之亦然。在“攜程四君子”中，高度理性的沈南鵬創建了紅杉中國，創業型天才季琦創立了漢庭，沉穩低調的范敏仍擔任著攜程孵化的天海郵輪公司董事長兼CEO。

而在梁建章身上，無論是四年連讀本碩后加入甲骨文寫程序，還是在攜程期間辭掉CEO職位到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沒人會想到這位有著“神童”之稱的技術型天才竟然“愛江山，更愛人口”。

攻讀經濟學博士的梁建章關注人口和教育其實并不奇怪。在讀博期間，他選擇了人口資源與經濟發展的研究方向，并發現人口結構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而老齡化將嚴重影響創新創業的能力。

2011年2月，梁建章注冊了微博，并將賬號取名為“梁建章-關注人口問題”。注冊公眾微信號“繞梁說”后，除了出書，梁建章便在多個平臺“來回跑”地探討自己對人口問題的看法。去年，梁建章還和東吳證券(601555)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牽頭組建公益性機構“育媧人口研究智庫”。

本次攜程宣布實施混合辦公模式，梁建章的目的也不單單是為了公司“馭人”。在他看來，大力倡導混合辦公模式有巨大的社會效益。

混合辦公有利于減少一個城市的通勤次數，不僅可以節省員工時間、提高滿意度，也有利于節能減排。“對于整個社會可能是10%-20%的影響，算錢的話也是巨大的節省。”

另外，梁建章認為該模式對于緩解大城市，尤其是年輕人的購房壓力可能有一定的幫助，“不需要每天到公司來，他們可能住在遠點的地方，衛星城甚至于是高鐵沿線的地方，這些地方的房價相對便宜”。而人口方面，靈活安排時間有利于員工平衡家庭和工作，提高生育率。

受疫情影響，攜程旅游業務無疑受到巨大沖擊。2021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攜程營收53.46億元，同比下降2%，環比下降9%。去年4月19日，攜程赴港上市，首日收盤價280.2港元/股，而截至2月18日，收盤價為232.8港元/股。

一年不到的時間，攜程股價已下滑16.9%，市值已跌去288.868億港元。這意味著攜程很難通過“真金白銀”來推進“人口政策”。而梁建章認為若后續全面推行混合辦公，員工對長假期旅游的安排更加靈活，日常而言，偶爾遠距離的通勤也有利于帶動火車及飛機出行，對旅游業有拉動作用，并且方便公司招攬各地人才。

多維度考慮下，混合辦公模式還真可能是攜程目前最好的選擇。

多米諾骨牌的有趣之處在于，將骨牌按一定間距排列，只要輕輕推倒第一枚骨牌，其余骨牌便會產生連鎖反應，接二連三倒下，場面震撼。但推倒第一枚牌容易，真正決定游戲的成功和精彩之處在于如何準確無誤地碼放好后面的每張牌。

稍有差錯，輕則倒下時的牌局參差不齊，重則功虧一簣。

這次，梁建章已推倒第一枚牌，但如何放置好多米諾骨牌無論是對攜程人力管理還是于未來可行的辦公模式而言都至關重要。

PART.

02

缺失的土壤

在“混合辦公”和“遠程辦公”在海外互聯網公司屢見不鮮時，國內大多數互聯網公司還未踏出正式的一步。

在梁建章看來，“只是說大家過去習慣了這種慣性，使得他不敢嘗試。歐美是被迫嘗試了，他們確實覺得這完全優于原來的模式。他們公司當然還沒有考慮到很好的社會效益，僅僅從公司角度、從員工角度，都是很好的事情。”

而究其根本，“慣性”的背后不只是習慣而已。

一方面是技術原因。攜程副總裁孫天旭表示因十年前攜程一直開展有混合辦公的試驗和工種，因此已具備信息安全管理和網絡保障的VPN、遠程會議協同的攜程軟件，和公共軟件ZOOM，以及有內網的公盤和即時通訊軟件。

但實際上，以美國為例，騰訊研究院曾指出，雖然中美之間的遠程操作技術水平幾乎一致，但是美國支撐遠程辦公的企業級技術基礎設施的確較強。

早在21世紀之初，美國已開始實行遠程辦公，彼時微軟、西門子等大公司的問世為美國企業級服務技術的基礎設施打下了根基。2017年，美國已有超過八成的企業引入了遠程辦公制度。

全球最大的信息技術和業務解決方案公司IBM更早在1980年開始，就在部分員工家里安裝了遠程終端。2009年，該公司全球員工已有40%在家辦公。

而目前國內主流的辦公軟件還在不斷完善的道路上。企業微信用戶會抱怨系統崩潰、消息延時，而釘釘也出現過會議中斷、黑屏等問題，飛書也難逃打卡定位不準，產品體驗不好。這不僅是個別軟件的問題，更是目前國內“云”基礎設施建設尚未成熟的體現。

看似辦公模式改革的背后最終考驗的是公司如何數字化轉型。

談及技術安全，梁建章也表示信息安全要做好，“家里的網絡也要做到像內網一樣的保護措施，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值得投入的。”

而技術供應薄弱的背后其實是企業需求意識的不足。企業對遠程辦公的認知程度決定了其對遠程辦公的布局。在市場需求尚未完全挖掘時，遠程協作產品市場也陷入冷淡，而若沒有足夠強硬的硬件支持下，企業也很難踏出“遠程”的第一步，最后形成惡性循環。

去年谷歌推出了一款薪酬計算程序，若員工選擇遠程辦公，尤其是需要長途通勤的情況，相應的薪水也會有不同程度的下調。

目前攜程的混合辦公模式仍延續此前的績效考評方式和管理模式，但隨著改革的深入，不同的工作模式或將帶動管理模式及薪酬模式的變革，無論是企業還是員工，如何在未來更有效地適應也是挑戰。

PART.

03

混合辦公的B面

混合辦公模式的嘗試于攜程而言僅僅是個開始。

在攜程的1600人實驗中，“強烈支持”和“支持”混合辦公制度的比例分別達59.2%和28.2%。就“強烈支持”原因，93.6%的員工表示減少了通勤時間，時間利用更高效，78.4%的員工認為便于平衡工作和生活，75.1%員工發現這樣的模式下幸福度高，工作上更有創造力。在混合辦公模式下，攜程發現更好的工作狀態和滿意度也讓工作離職率下降了50%。

但在期初調研時，“強烈支持”和“支持”的比例分別為52.9%和28.3%，實驗前后比較而言變化并不大，且在實驗前“中立者”比例為17.4%，“不支持者”比例僅為1%，“很不支持者”為0.3%，該實驗樣本的選擇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否具有參考性仍值得探討。

從目前僅產研部門開始混合模式辦公，也體現出了大多數部門的觀望態度。這種謹慎和等待其實也是部門管理者對該模式“不確定性”一面的存疑。

盡管攜程本次推行混合辦公的制度，的確是值得鼓勵的嘗試，梁建章也贊同其他公司盡早采取混合辦公模式。但是否跟上，騰訊研究院就“企業是否需要加碼遠程辦公”曾指出，需要進行五個維度的衡量——數字化程度、合作性質、團隊規模、設備依賴和交付需求。

最早嘗試遠程工作的微軟研究表明，遠程工作模式對每個員工的生產力影響不同。優點在于同事之間干擾較少，有利于提高產出效率。但另一方面或阻礙對話和創新，但會阻礙對話和創新。獨立辦公也會導致團隊溝通不暢，影響創造力。

溝通效率或許也是一些顧慮所在。IBM曾指出當員工面對面辦公室，就一個工作難題的討論次數平均為38次，而遠程時僅為8次。

也有在疫情期間經歷過遠程上班的國內網友表示，“遠程上班就是沒有上下班時間”、“不會還沒人知道在家加班不算加班吧”、“居家辦公深有體會，工作效率而言至少降低60%”，遠程溝通的效率、與生活的邊界都受到了質疑。

這并非沒有先例，IBM一位管理者就曾表示為了讓所有員工記錄并掌握同樣多的信息，他們曾來回傳文件，最終文件可長達幾百頁。微軟也曾指出遠程的開會時間會增加近1.5倍，文件處理量增加66%。

美國辦公家具頂尖品牌Steelcase在最新調查報告中指出，就全球數據而言，高達41%的人對居家辦公經歷不滿意，僅有19%感到滿意，而中國區數據顯示，居家辦公導致員工的決策速度下降19.7%，效率下降18.7%，參與度下降15.8%。

微軟執行長 Satya Nadella曾提出“混合辦公悖論”——員工既想要遠端工作的彈性，同時也想要現場工作的靈感激發與便利性。雖然混合辦公能結合遠端與現場辦公的特點，但企業仍需要找到兩者間的平衡。

如何在“混合辦公模式”下招募到合適的人才，如何進行管理混合辦公模式下的企業文化，又該如何督促員工實現自我管理和交付，這些都是企業需要思考的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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