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將研究數字經濟等領域立法 營商環境法治化加速

北京將在立法內容、執法方式上與時俱進。12月8日，北京市印發《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設實施意見(2021-2025年)》(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及時跟進研究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立法，持續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加快推進科技執法。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曹鎏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意見》的發布，是為落實今年8月出臺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在實踐中，北京一方面要落實國家要求，一方面也要立足于首都特色，采用首善標準推進高質量的法治政府建設。

數字經濟立法在即

網絡購物、移動支付、網約車、自動駕駛……新興技術正在迅猛地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而與之共生的，是各種各樣的監管問題層出不窮。

《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6.2%，中國數字經濟總量規模和增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在這一背景下，《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明確提出，加強信息技術領域立法，及時跟進研究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相關法律制度，抓緊補齊短板。

目前，浙江、廣東等省已經開始施行地方出臺的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北京此次發布的《意見》也提出，推進重要、新興領域立法，立足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及時跟進研究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云計算、自動駕駛等新興領域立法。

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志峰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新興領域立法是落實北京市加快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步驟，數字經濟促進條例被列為2021年北京市政府立法工作計劃，并已經在審議過程中。

“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云計算、自動駕駛的推廣和實施，會使法律的滯后性展現得一覽無余，比如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銀行金融體系及法律規范之間沖突的解決、數字經濟領域反壟斷利益的實現、自動駕駛交通事故責任的承擔等，這些都是傳統司法和執法環境無法想象的問題。”孫志峰說。

在孫志峰看來，新興領域立法條款要具備較強可操作性。市場主體更加關注推廣和促進新興領域在市場準入、稅收優惠、知識產權管理、股權融資等方面可操作性強的立法。此外，建議大膽總結目前已經積累的行政管理、司法、執法經驗，汲取其他先進地區的立法和行政管理經驗，在具體解決可能發生爭議的環節上加重筆墨。

營商環境法治化加速

對于市場主體而言，北京的法治化建設程度，首先體現在營商環境的變化上。2019年10月22日，國務院發布的《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將營商環境優化上升到法律制度層級，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法定職責。北京也在2020年3月27日正式發布了《北京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以法治化建設為主線，推動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近年來，北京滾動出臺了優化營商環境1.0、2.0、3.0、4.0、5.0版改革政策，今年出臺了首個省級《“十四五”時期優化營商環境規劃》，要求加快實施市場環境、法治環境、投資貿易環境、政務服務環境、人文環境五大領跑行動和356項改革任務。

在法治建設方面，此次發布的《意見》提出，堅持權利、機會和規則平等，在使用生產要素、享受公共服務、適用政府支持政策等方面依法平等對待各類市場主體。嚴格落實國家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及本市新增產業禁止和限制目錄，保障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進入負面清單及禁限目錄以外的領域，強化對涉及市場主體的各類政策措施的公平競爭審查。

北京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張佳春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應將前期通過實踐反復檢驗和適用，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果，得到市場主體和行政監管部門認可的政策與措施，通過地方立法等形式固化形成市場制度，穩定社會主體預期，形成公正、透明、有序的法治軟環境。

“此外，兩區建設與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共同構建了北京未來發展的方向與路徑，從優化營商環境的視角出發，新的市場必須有與之相配套的更為包容審慎的法治環境相依存。北京應面對這一未來發展方向，全面構建數字化為特征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推進政務服務全方位、系統性、重塑性變革，提高政府提供服務的效能，助力北京市實現自身未來發展方向。”張佳春表示。

建成數字監管平臺

到2025年，政府行為全面納入法治軌道，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日益健全，各級行政機關依法全面履職……這是《意見》提出的未來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除了立法跟上新需求新形勢，執法也更要講究力度和方法。

“北京因地制宜地形成了以首善標準為導向的執法要求，強調行政執法有力度有溫度，要讓每個老百姓在每一次執法活動和執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義。”曹鎏指出。

根據《意見》，一方面要加大食品藥品、公共衛生、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安全生產、勞動保障、城市管理、交通運輸、金融服務、教育培訓等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執法力度。對潛在風險大、可能造成嚴重不良后果的，加強日常監管和執法巡查。建立完善嚴重違法懲罰性賠償和巨額罰款制度、終身禁入機制。另一方面，也要推行審慎包容監管，全面推廣輕微違法免罰和初次違法慎罰制度，廣泛運用說服教育、勸導示范、警示告誡、指導約談等方式，努力做到寬嚴相濟、法理相融，讓執法既有力度又有溫度。

“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在這方面就有所探索，首違不罰的清單就是要解決包容審慎的監管問題。在實踐過程中要具體區分，最終的執法決定要與老百姓違法的情節、性質、危害、后果相當。”曹鎏說。

此外，還要加快推進科技執法。《意見》提出，建成數字監管平臺，統一數據標準，基本實現電子印章、電子簽章、電子文書和移動辦案終端全市普及應用，物聯網、視聯網、遠程監控、衛星遙感等互聯感知監測技術和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數據分析處理手段運用更加廣泛。

曹鎏表示，“打造數字法治政府，有利于解決法治政府建設的痛點、難點和堵點問題。例如全市統一的規范性文件平臺建設，實現對規范性文件的標準化、精細化和動態化管理，對浩如煙海的規范性文件的法律規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用區塊鏈技術打造全市統一的行政執法平臺，通過數據執法證據全過程留痕，實現對執法過程的監督，都是處理痛點問題的重要手段”。(陶鳳 呂銀玲)